盛康优配陈天桥谈创立大模型公司契机：2024年认识了梁文锋

▎“当AI掌握在少数几个巨头手里，一旦他们突然不给你开放API接口了呢？未来比断水断电更可怕的是，断智慧。” ——陈天桥就这样重返战场。

赵何娟丨钛媒体集团创始人&CEO

陈天桥重新回到商业一线时，并没有任何醒目的信号。

没有发布会，没有融资通稿，也没有“再创业”的公开宣言。若不是一些熟人开始在硅谷的研发圈子里频繁提起他的名字，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位已经离开商业舞台中央多年的企业家，正在悄然回归。

我认识陈天桥十余年。足够长的时间，让我确认一件事：他并不是一个会被时代情绪推着走的人。恰恰相反，他对那些过于确定、过于一致的共识，始终保持着本能的距离。

二十六年前因创办盛大，当时31岁的陈天桥成为中国最年轻首富，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但他从不喜欢用“首富”来评价企业家的价值，在他眼里这是一种约束，企业家的成功标准早应超越任何世俗的财富概念。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选择在人工智能最喧闹、也最容易被标签化的时刻重回一线，我反而更想知道——他究竟在对什么做出回应。

2026年美国CES结束后，我再次在其硅谷家中见到他和他的太太，两位低调的企业家搭档，他们刚刚和旗下大模型MiroMind的团队交流完技术上的重要进展，以及下一步计划。MiroMind团队也正在庆祝刚刚取得的“小小成绩”，MiroThinker 1.5发布连续登顶FutureX全球榜首，更以30B参数，闯入全球搜索智能第一梯队。

他对团队说，“我只需要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不认同我们的理念可以早点离开，我要的是传教士，不是雇佣兵。”。他认为，理想主义既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就是中性的，只能代表人与人的不同类型，并不能代表成败和优劣，理想主义者失败的概率也很高。“但我只想找同类人一起做这件长期主义的事情，仅此而已”。

我盘点了截至2025年12月陈天桥在AI布局上的频频动作，他已经直接投资了超过100家AI创业公司，涉及算力、数据、推理、应用等不同层面，还出资10亿美元打造了“发现式智能”PI孵化器；旗下不同团队围绕“发现式智能”的关键能力，分别发布了预测和推理大模型公司MiroMind、开源记忆系统公司EverMind、数字人框架Mio等，多次获得全球行业榜单第一，并成立尖峰智能实验室聚焦类脑大模型研究，更是已经推出AI原生应用Tanka、Theta等等。

而他自己也开始撰写专栏，“管理学的黄昏与智能的黎明”、“从AI赋能到AI原生”等前瞻性文章引发巨大影响；他和太太还成立了大圆镜工作室专注AIGC系列科普视频，全年播放近3亿，全球粉丝已超过300万。

他不仅在招募传教士，他自己也像传教士一样，在全球扩散着自己的理念。

当我问他这次重回企业界，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他说了简单11个字: “我有耐心、错了能改、我有钱”。当我问他当前世界哪家企业是他最理想的目标，他想了一会，说Google，因为Google是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得最好的企业，没有之一。

他也买了不少Google股票，“过去20年，是世界亏待了Google，价格太便宜了。”

他也会做一些AI相关二级市场投资，他的投资思考角度却与众不同。我也常与他交流一些投资心得。他唯一购买的一只非AI相关股票，是Moderna，我以为他是看好AI带来的生物制药产业革命。但他的想法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这场AI革命的浪潮，政治、政策不行，战争只会加速AI发展，只有一场全球化的瘟疫，可以暂缓AI的脚步。所以，投资Moderna，只是他对自己All in AI的一种对冲。值得一提的是，他买进两周后，Moderna即开始爆发，目前收益已翻番。

陈天桥的现实主义是要在世界未来变化中准确找到机会，他的理想主义则是要在世界未来变化中承担起自己的使命。

前阵他在Linkedin上发表了一条帖子披露心声，他说，“这是一场注定孤独的逆行，但在我和芊芊（注：陈天桥太太，全名雒芊芊）心里，这似乎是冥冥中上天交付的一项使命……

让我们真正热血沸腾的，早已超越了技术本身。如果我们能教会硅片像大脑一样思考，像神经元一样传递信号，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把钥匙，去打开人类认识自己的那扇门?哪怕我们最终只能推开门缝的一角，哪怕我们是这漫长探索中的铺路石，只要能为理解生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便是我们此生最大的荣幸。”

最近，我约陈天桥又进行了两次超过两小时的深谈后，整理了这份对话精华，这也是其首次对外系统性讲述其正在重建AI商业王国的初心、决心与理想。

赵何娟Talk：您为什么决定创立大模型公司MiroMind，有什么直接契机吗？

陈天桥：直接契机是2024年，我认识了梁文锋。那时候DeepSeek还没火。我们聊了四个小时，从AI到人生，从大国博弈到生命微观。我问他为什么从量化转做AI，他说“好奇心”。这和我的经历很像——我不做游戏而做脑科学，也是因为好奇心。我问他能不能投资他，他摇头说：“你没必要投。我做的都会开源，你都可以用，但投进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挣钱。”我理解他，就像我做脑科学十年，也不愿意拿别人捐赠一样——好奇心是很私人的事，我们愿意分享成果，但更喜欢独自探索。于是我笑着说：“那我就自己做一个吧。”

赵何娟Talk：MiroMind团队说建就能建起来也挺快的，在大厂对AI顶尖人才争夺如此激烈的时候，您是如何找人的？

陈天桥：在这个逻辑通胀的时代，人才是AI成功的唯一变量。他们愿意放弃安稳高薪，把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因果押在MiroMind，这是对我的信任。我必须拿出最好的诚意作为对价。

在MiroMind从零建起100多人团队的七个月里，我没有在“待遇”问题上犹豫过一次。我总是对团队说：“在MiroMind长大前，你们只需要专心做研究，我会负责所有费用，而且，我愿意拿出一半的公司股票分享给所有和我一起奋斗的人。”我相信，“有技术、有钱、还有双份理想”的组合在AI时代真的会成功。

赵何娟Talk：为什么取名“MiroMind”？

陈天桥：佛经里有个词叫“大圆镜智”，说的是一个人的心若能修到像一面大圆镜，就能如实照见万物因果，不被尘埃遮蔽，不被偏见扭曲。这是智慧的最高境界。Miro，就是“镜子”的意思。MiroMind是一个尽量接近“大圆镜智”的智能系统，不迷恋漂亮的语言，而是追问事实的真相；不急着给出答案，而是去求证背后的因果。在一个被语言和叙事塞满的AI时代，我想看看，能不能造出一面只对“因果和真相”负责的镜子。

赵何娟Talk：有意思，但是现在大模型已经有很多玩家，您也做了很多投资，您为什么不投资那些大模型，要亲自下场自己做一个？

陈天桥：过去一两年，我们看到大模型的语言能力快速跃迁，写作、总结、对话、解题越来越“像人”，评测分数也一再刷新。于是有人觉得：既然模型能像人一样聊天解题，那AGI差不多也就这样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今天主流的大模型更像是“文科大模型”，它以语言生成与文本一致性为中心，价值在于“模拟”——能理解委婉与修辞，生成优雅文字、逼真对话、动人故事。它会在教育、沟通、内容生产上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像电、像水。但即便它能解奥数、拿高分，这些胜利大多发生在封闭系统里：题目定义明确、规则固定、对错可判、反馈即时。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力增长可以通过工程化放大。

但我坚信，人类真正需要AI去对抗的，是衰老、疾病、能源、材料、气候这些问题。这些战场不在封闭世界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现象、噪声、偏差、缺失变量与缓慢反馈。正确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被外部世界“确认出来”的。

封闭世界的高分，不代表已经拥有稳定的知识生产机制。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范式：“理科大模型”。它的价值在于“发现”——不迷恋好看的叙述，而是追踪那条冰冷而精确的因果红线；关心的不是“说得对不对劲”，而是“这个假设能不能被现实否决或确认”。它的终极产物不是段落，而是新知识。

赵何娟Talk：理科大模型与文科大模型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陈天桥：不在风格，而在默认动作与输出形态。文科大模型倾向给出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最终答案”，理科大模型倾向先给出一组可证伪的假设，并同时给出把这些假设变成证据的路径。文科模型在不确定处更容易把答案“凑圆”，理科模型在不确定处更像本能地停一下，然后去查证、去拆解，把问题拆成可验证的小问题。

理科模型必须把因果与混杂当作第一等公民，回答“条件改变后会发生什么”；还必须有可累积的长期记忆，把每一次验证得到的结论以可追溯的方式写回去。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满足，一个系统才开始拥有“发现闭环”，才有资格被称为“理科大模型”的雏形。它像一个握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在无数方案里，识别哪一刀真正触及因果红线；它知道，一旦切下去，现实会给出最诚实、也最残酷的反馈——这种对“真实代价”的敬畏，正是两种范式之间最本质的鸿沟。

赵何娟Talk：这两种模型是竞争关系吗？

陈天桥：它们在自己的疆域里各有尊严，并非此消彼长的竞争。真正决定投入方向的是我们的价值取向：我们究竟更在意一个能理解所有修辞、替我们工作的“灵魂伴侣”，还是更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帮我们撕开迷雾、照亮未知的“因果明镜”？MiroMind 的答案很清楚：我们选择后者。所以我创立MiroMind，不是为了再造一个更会聊天的系统，而是为了打造一种“会发现”的智能。

赵何娟Talk：MiroMind在工程上具体要做什么？

陈天桥：我们要造的是一个高可信、可验证、可纠错的通用推理引擎。我和团队说，我们要做到300步以上的复杂推理链上，依然维持接近99% 级别的正确率，并通过形式化和工具链把每一步推理“钉死”为可检查的证据，最终对任意复杂问题给出闭环解决方案。它的使命是在科学、工程、系统设计、决策规划等任意领域里，作为一个可审计、可验证的通用问题求解器存在。

MiroThinker 1.5 已经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我们用相对克制的参数规模，配合长上下文与高频工具调用，让推理在真实世界的信息面前完成“求证—校验—修正”的循环。我们在真实网络推理基准上看到它能够以更高的智能密度逼近甚至超过更大规模的系统。对MiroMind 来说，这只是起点。

赵何娟Talk：这应该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吧，因为您已经做了那么多一级市场投资，投资其他人实现这样的理科大模型也并非不可能。在2025年钛媒体硅谷峰会闭门会讨论中，您说过AI与人类未来共存最差的情况，不是AI控制人类，而是少数人通过控制AI来控制人类。这个想法与您的创业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陈天桥：是的。我认为AI未来要面对最核心的伦理问题，不是隐私、公平，而是AI接入权。未来人类会随着AI能力的分层而分层。就像飞机头等舱和经济舱的分层，但这种分层下飞机就结束了；而人类AI智慧分层则是持续的，会导致认知断裂式分层，随之带来更严重的阶层固化。不同认知层次的人，甚至无法讨论同一个特朗普、同一杯茶，因为各自的AI会构造不同的现实。社会将分裂为认知孤岛，公共对话基础瓦解，冲突加剧。

然而，当AI掌握在少数几个巨头手里，一旦他们突然不给你开放API接口了呢？未来比断水断电更可怕的是，断智慧。所以这是能不能丧失对AI接入的“选择权”的人类重大问题。

赵何娟Talk：但是世界这么大，并不是每个人都和您一样有钱有资源做自己的模型，我们大众怎么才能不丧失选择接入权呢？

陈天桥：所以这是政府的责任，要鼓励和保证更多开源模型，让更多人更低成本的接入，保证更多普通人的AI接入选择权。

赵何娟Talk：您现在的AI布局，是想打造一个Google式的垂直整合生态吗？

陈天桥：我想打造一个发现式智能的生态，而不是生成式智能的。我希望AI能帮助人类发现新知识、解决疾病、能源等根本问题。除了应用层的诸多尝试，我们在模型层也有多条线：MiroMind做推理、EverMind做记忆、我也有公司做世界模型……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赵何娟Talk：赌什么？有没有想过这场赌注您将经历的最大代价是什么？

陈天桥：赌成败，最大代价就是我的所有投入“一切归零”，就是没达成目标。比如我想做“Manageless Company（无需管理公司）”、实现爱因斯坦测试，但如果技术路线走错或别人先做出来，那就归零。但我定义的成功也包括过程——哪怕失败，也能为人类积累经验。当然，更高的成功是成为Google那样理想与现实结合的企业。

赵何娟Talk：为什么Google它能做到，核心原因是什么？

陈天桥：创始人是核心。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倒向正确的方向，文化、机制就自然形成。Google在过去十几年其实被低估了，很多公司估值倍数都比它高得多，但它一直坚持做Alphago、Transformer、TPU这些事，贡献远大于某些行业变革。它还贡献了两个诺贝尔奖。但理想主义者在世界中被亏待很正常，因为世界本身是现实的。

赵何娟Talk：那这次重新出发，您觉得作为创始人和二十几年前创业做盛大时，您最大的变化或者不同是什么？

陈天桥：最大的不同，就是由我自己来定义成功，而不是别人来定义。过去别人定义的成功，比如上市、首富，我都实现了。但现在我重新出发，如果再做同样的事情，就像刻舟求剑。今天的环境、技术都变了，我就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同时，成功的定义也会发生转变。

赵何娟Talk：现在的公司和20年前的公司相比，又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陈天桥：20年前的公司从零开始，更多是被资本推动，不断迎合市场喜好。现在我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自上而下地思考：未来人类会遇到什么问题？市场有什么机会？然后分解问题、找人、明确分工。以前是我拉着所有人走，现在是我被人才推着走。比如以前公司人数是成功指标，现在我定下规矩：不管做什么，只用500人。做不成，就靠提升内功、AI赋能，而不是盲目扩张。

赵何娟Talk：所以，您现在定义的成功标准是什么？

陈天桥：第一，是在自己好奇心和创造欲驱动下，是否解决了自己认定的根本性问题（如对抗衰老、疾病、发现新知识），或是否在通往解决该问题的正确道路上。

第二、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我要求我们的AI系统能在长达300步的复杂推理链中，最终都能保持接近99%的准确率，这要求每一步都可验证、可追溯，最终形成能被现实世界确认或否决的闭环。

你有没有想过，即便我们做推理每一步的准确率都有99%，但到第300步，准确率就已经降低到只有不到5%了。所以我给团队定的目标，就是每100步实现保持99%的准确率都是一次小成。

第三、成功的终极价值，从来不在于个人或股东的财富积累，而在于对人类认知边界的推动。即使最终目标（如实现AGI）未能达成，只要探索过程为人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技术或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赵何娟Talk：那有没有您心目中的成功企业范式？

陈天桥：还是Google，我希望能打造出像Google 一样的企业，将“理想主义”（解决根本问题）与“现实主义”（商业可持续）完美结合，用商业成功反哺终极探索。

赵何娟Talk：您在之前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到“管理的黄昏”，google也一样会受到AI带来的公司管理形态冲击，您自己准备如何面对这种冲击？

陈天桥：是的，我在尽量打造一家Manageless的AI原生企业。 AI发展分三个阶段：赋能、原生、觉醒。现在正从赋能走向原生。AI原生意味着AI能在流程中扮演主导角色，像CEO一样执行，人类则像董事会定方向。这样，传统为人类缺陷设计的分级管理、KPI都会重构。AI没有KPI，只要给电力和算力，就能24小时无私工作。企业结构会从刚性部门制，变成像液体一样流动的智能体，以达成目标为导向。

赵何娟Talk：那您现在还给团队设KPI吗？

陈天桥：基本上不设。我们正为AI原生做准备，比如让AI读取员工工作数据，分析岗位匹配度、技能缺口，甚至建议调岗。AI正从助手变成老师。等到它能自主操作电脑（ComputerUse），那就是真正的“CEO”了。我们现在处于内部调整期，可能会犯错误、理想受挫，但我会在“天卡”平台上全程公开这个过程。

赵何娟Talk：我听您的公司团队成员反馈，您似乎更关注他们技术突破的水平，对他们的商业化毫不关心，甚至当有人提出可能怎样赚钱时，您还会提出批评。但一家公司能长期容忍这种不被验证的技术探索吗，团队也想要商业化带来的更多激励啊。

陈天桥：这不是不关心商业化，而是对长期与短期利益的理解不同。我相信终极解决问题才能带来巨大成功。

当然我也认同，理想有时候就是好奇心驱动的执念，甚至代表非理性、反人性。实现理想需要的是传教士，不是雇佣兵。雇佣兵总想包装自己等着被收购，我认为这走不远。我明确告诉团队：如果你不是传教士，最好早点离开。但留下的人，待遇不会比大厂差，而且我会拿出50%股份分享。我们要做的是像Google那样理想与现实结合的企业。

赵何娟Talk：您这些想法变化真的很大。过去二十年有哪些关键事件触发了您的转变？

陈天桥：最大转折是我生病。2009年盛大游戏分拆融资，那是金融危机后最大的IPO之一，当时腾讯的游戏收入还只有我们的70%-80%。但患癌那记重锤，让我在身心层面都受到冲击，促使我退出、思考、重新出发。

第二个转折是2022年ChatGPT的出现，我感觉那是智能时代的“人类从树上走下来了”的时刻。我好像等了很久，就为这一刻。如果此时不抓住，命运不会再给机会。

赵何娟Talk：ChatGPT出现那一刻，您是什么感受？

陈天桥：其实在2022年ChatGPT刚出时，我就让AI写诗，它总是很短，我就说你写长一点，但它回复说“诗歌是用来表达情感的，不是越长越好”。当时我震撼极了，但分享给朋友，大家只当笑话看。直到2023年ChatGPT爆火，市场才反应过来。这让我看到人强大的从众心理。那种“终于遇到非人类生命能对话”的感觉，我很早就有了。

赵何娟Talk：我认识很多盛斗士（注：盛大离职老员工）说您像“穿越者”，总能提前别人很多看到未来。您平时是怎么思考和学习？

陈天桥：不能这么说，人凭直觉判断总有做对的时候，也有错的时候。但我从来不系统性读书，因为我不喜欢被别人的观点体系框住。我喜欢自己思考，需要什么证据就去查，翻书也是找其中某一部分内容。就像自己走在路上，看到喜欢的花摘下来，饿了找果子。这样效率可能低，但每个想法都是自己长出来的，有根有茎有叶，而不是去别人花园采花插瓶。

赵何娟Talk：但您过去也有很多很好的超前想法没做成，比如您在二十多年前就说要打造网络迪士尼，盛大创新院也有很多好点子，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或者无疾而终，或者被别人多年后做成了，您会遗憾吗？

陈天桥：当然遗憾。比如盛大创新院，是因为我生病才停掉的，不是方向错了。我曾因此抑郁，但后来慢慢接受。AI的出现让我重新振奋，因为它可能解决我最大的瓶颈——执行力。我有战略眼光，但不懂具体技术，落地困难。现在AI就像超级个体，可以外包我的执行，让有愿景和勇气的人实现梦想。

赵何娟Talk：您同时关注脑科学和AI，这两条线是通向同一个目标吗？都是解决关于“意识”的科学吗？

陈天桥：是。一方面，构建AI能帮我们理解人类智能，比如我造出AI的长期记忆，就能推测人类的记忆机制。另一方面，AI也是研究脑科学的工具。两者本质都是关于智慧的科学。我称之为“碳基沙文主义”的打破——所谓碳基沙文主义，指的是人类总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智慧，是万物之灵，但AI的出现让我们反思：智慧的本质可能并不是和人这个生物载体绑定的。

赵何娟Talk：那AI如果愿意，岂不是让所有碳基生命都能拥有同样的智慧？比如猪？

陈天桥：理论上可以，但硅基生命是理性的，为什么要附身于猪这样效率低的载体？智慧的载体选择一定是高效的。所以这问题在实际上不会发生。

赵何娟Talk：您是佛教徒，佛教对您走出抑郁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陈天桥：我是原教旨意义上的佛教徒，不是拜佛念经那种。佛教的“空性”“众生平等”深深影响我。碳基沙文主义的打破，本质上就是众生平等。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一切都有可能实现，也都有可能毁灭。

赵何娟Talk：那家庭对您的思考与改变影响大吗？

陈天桥：极大。家庭是港湾，这在很多家庭来说已不易了。对我来说，家庭还不仅是港湾也是引擎。我和我太太价值观非常一致，又能互补。我过于理想主义时，她会拉我回到现实；现在她负责脑科学研究，我负责AI，我们经常交流，互相推动。这比单纯休息的港湾更有力量。

赵何娟Talk：真的很棒，芊芊确实是很有智慧的女性。我还很关心您的家庭教育，AI时代，大家都说不知道让孩子们学什么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您怎么教育您的子女，鼓励他们多学什么，少学什么？

陈天桥：所有技能性的东西都没太大意义了，因为那是AI的舒适区。人类过去的教育是把人培养成昂贵的生物计算机，但AI最擅长标准化。我们应该培养AI不可计算的人。

赵何娟Talk：什么是AI不可计算的人？

陈天桥：就是AI没有的，我总结为“我选择，我承担”。AI是绝对理性的，但人类有“神圣的非理性”，比如拒绝高额收购、坚持理想。还有人类生命的有限性、行为后果的不可回溯性，让每个选择都有代价，而AI则没有。所以，未来人类的责任就是承担，让孩子勇敢站出来，敢于承担，这才是人在AI时代的价值。

我常和孩子说，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敢于承担。做错了就要勇敢承认错误承担后果，看到同学被霸凌了，就要勇敢站出来保护同学反对霸凌者。因为只有“勇气和担当”是AI不具备的。

赵何娟Talk：确实，人类常说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责任，但AI不行。那您怎么看家族传承？您希望您的孩子们都继承您的家业吗？

陈天桥：每一代人有自己的理想，如果他正好愿意接手事业，那很好；如果不愿意，为什么要强求？孩子做个普通人不好吗？财富可以花掉、捐掉，企业可以交给专业的人。传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压力。我更看重家风的传承，比如价值观、世界观，每周开家庭会议讨论，但也不是强制，而是分享经验。

赵何娟Talk：如果总结的话，您认为人类在AI时代最核心价值是什么？

陈天桥：发起并承担。人类能够主动发起事件、推动变化，并承担后果。AI没有肉体、不会死亡、可无限回溯，因此无法真正“背锅”。人类的有限性、必死性，反而让我们有勇气去选择、去冒险、去赋予世界意义。这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

赵何娟Talk：这让我想到熵的概念。AI似乎总是让系统熵减有序，那人类的熵增有何意义？

陈天桥：熵增有两种。一种是宇宙自然的熵增，比如物体下落，是规律性的重复，没意思，是可以预测的。如果AI把世界规律都搞清楚了，一切都可预测，那活着就没意义了。

这时候人类的那种不可预测的、神圣的非理性就很有价值。为什么佛说“人身难得”？因为人有追求、有选择、有变化。用佛经中的极乐世界来比喻，它消除了低级的熵，比如饥饿、寒冷，但保留了成佛的高级追求。甚至还会让你回到娑婆世界，重新接触那些混乱、熵增的现实，从中获得新的成长。圣经和佛经里都有类似的设定，就是如何在一个已经高度有序、全知的世界里，保留人类的混乱与可能性。这其实是我们与超级智能共存的一种古老预演。人类负责不断地更新游戏地图，AI不断地玩游戏，如果没有人类，AI打通关了以后会很没有意思的。

赵何娟Talk：您认为人类经历这波AI浪潮的“转折点”会是什么？

陈天桥：很多年后，当人类回头看这一波AI浪潮时，“转折点”不会由第一个会写小说、拍电影和做家务的模型留下，而是会由第一个拥有稳定发现机制、能把假设逼成证据、能把证据变成发现的系统留下。文科大模型的繁华不会坍塌，它会像电、像水，成为基础设施。

而我希望MiroMind做的，是那种看起来沉默、缓慢、严谨、甚至有点残酷的智能：它对世界负责；它允许每一个结论被现实否决；它让每一次否决都能逼近真理一点点。它不会诞生于对人类语言的精妙模仿，只会在那个枯燥、严苛、却能被现实反复复现的因果闭环中，缓慢破土而出。这，就是MiroMind追求的AGI，也就是哈米斯·哈撒比斯（谷歌DeepMind创始人）口中所谓的“爱因斯坦时刻”：当AI得到信息和爱因斯坦时代的信息水平一样，但是却发现了相对论。

赵何娟Talk：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词总结您目前的状态，您会用什么？

陈天桥：耐心。我有耐心去试错、去调整、去等待技术成熟。错了就改，我有钱，只要方向正确就不怕走远。

赵何娟Talk：非常感谢分享。